曾几何时，中国人的生活注重的是非常的悠闲，形容慢节奏的词句基本都是褒义：如“闲庭信步、从容不迫、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甚至包括“慢条斯理”这个词，也是褒多贬少：意味说话做事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尽管说话做事慢腾腾，却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水到渠成。
中国人的孔子、老子、陶渊明、王维和王冕、黄公望以及近代文豪鲁迅都是慢文化的代表人物。
孔子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以及“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都充分说明这一点。
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更是意指人只有“无为”于“治”，才能够“无不为”地实现“成其治”的目的，表明了要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
鲁迅的“这世上根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而近日的中国被“快餐化”了。
与工业发展的阶段相适应，这种“快”的生活哲学在西方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反思乃至抵制，而在中国的影响却方兴未艾，并且正在渗透到越来越多的方面。时下的中国，越是在大城市，“快”就越是一种不容分说的时尚、躲避不开的潮流。有许多人在工作紧张的背景下，饮食“快餐化”了，娱乐“快餐化”了，阅读“快餐化”了，甚至连感情也在“八分钟聚会”、“闪婚”乃至“一夜情”等概念下被“快餐化”了。
从个人生活层面上看，“快生活”使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亚健康状态。据统计，因为长期生活在“快生活”中，目前中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快生活”也使文化发展趋于粗鄙化，使整个中国文化市场上充斥着文化内涵极其稀薄的图书和低俗的影视娱乐节目。“快生活”还使道德风尚受到挑战，甚至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快餐式”的感情生活时尚，使两性关系变得随意而混乱，太多人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降低，更严重的是，还导致了艾滋病等性病的蔓延。虽然有人将此称为“人性的解放”，但笔者无论如何也坚持认为，这肯定属于道德的退化和文明的异变。
从社会层面看，发展节奏过快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很明显。比如，过于快速、“萝卜快了不洗泥”式的工业发展，使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最近太湖、巢湖、滇池等接连发生严重蓝藻爆发，据悉，目前中国境内80%的湖泊的水已经坏死，七大江河的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以至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警告道：我国水污染已经逼近危险临界点。
还有，因为城市化太快，很多城市的房价产生了巨大泡沫；因为高校扩招太快，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正在不断下滑；因为社会进入“汽车化”太快，一些大城市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拥堵不堪，空气质量受到威胁，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的紧张……
别走西方“速度病”的弯路
圣哲有言：“欲速则不达”。虽然中国是后发国家，社会整体尚不富裕，加快社会发展速度迎头赶上是当然的选择，每个人都不懈地努力工作也是应当的。但从上述情形看，或许，与欧美发达国家所曾经历过的一样，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节奏选择，也已经到了一个速度的节点上。如何选择发展速度和生活节奏，才能使社会更健康地发展，使人们更幸福地生活，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作为对快节奏发展和生活的反思和对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主张“慢生活”的声音在欧美社会中逐渐响亮了起来。近年来，“国际慢餐运动”、“放慢时间协会”等组织活动不断，甚至以“慢”为主张的城市、学校和电视频道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增多。在“慢城市”中，严格控制广告牌和霓虹灯，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20公里被看成汽车的最佳时速。据悉，仅意大利就有30多个城市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在“慢学校”里，甚至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而观看“慢电视”的节目更是特别悠哉悠哉，连广告也很少。
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负效应。工业化社会“效益至上”，导致了对速度和效率的极度渴望和崇拜。虽然正是这样的速度追求，使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精彩和自由了。然而，速度本身又是十分无情的，工业革命以来对机器的大量应用解放了人的劳动，却又迫使人们必须适应机器速度的过程，把许多人逐渐异化为庞大的机器系统的一部分。逐渐地，人本身的感受、健康、愉悦等不再是工作和生活的目的，人同机器一样，也成为一种手段，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异化为产品数量、经济效率。这与生活的真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慢”主张，实可视作从机器时代找回“人”的价值、尊严和幸福感的一种表现形式。
相比之下，正在快速实现工业化、蒸蒸日上的中国似乎正在走进西方工业化时代的陷阱中。既然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反思，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走上“速度病”的弯路呢？
怎样过“慢生活”
首先必须予以澄清的是，正如“慢生活”的倡导者们所指出的那样：“慢生活”并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也不是要拖延时间。同理，“慢发展”也绝对不是要甘居人后，更不是一味地不讲效率，或为竞争力低找借口。“慢发展”是为了确保发展的方向和平衡。显然，只有方向正确且步履稳健的发展，其成效才更值得期待。
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上来看，中国当前最大的欠缺并不在发展速度，而在于发展质量。如此背景下，宁肯慢一些，甚至宁肯停下来，抬头看清方向后再决定下一步向哪里走，显然是很必要的。这需要相关部门有相当大的勇气，抛弃以“快”为核心的发展纲要，别老是强调过去一年有多快的发展，而是制定并营造出如何提高民众“慢生活”质量的指标和氛围。比如，可以适当地把“阅读书籍量”、“人均每周运动小时”、“某种‘慢生活’活动参与人数及比例”、“民众的生活压力指数”等等，作为地方政绩的考核重要标准。
从个人生活质量的角度考量，“慢生活”更是一种应该上升到哲学高度认识的生活主张。
约翰•列侬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如果一切以速度至上，以效益为第一，没时间等待，没时间感受，唯恐稍纵时间就会失去机会和金钱，这种“工作机器”、“时间奴隶”式的生活，或许外表可以很光鲜很风光，但其内在却肯定是颓然彷徨的。
是故，要提高个人生活质量，需要每一个社会的群体形成某种对“慢”的共识。当然，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崇尚“快”，甚至习惯于“疲于奔命”，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说，这与传统有关，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所崇尚的读书人要“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庄稼人要“黎明即起”、“昼出耘田夜绩麻”，官员要“夙兴夜寐”、“周公吐哺”等，便可视为“快生活”的基因。再譬如，这也与当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对未来的不安甚至恐惧心态，牢牢地将许多中国人绑在了全速前进的列车之上，形似一个个因高速旋转而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的“陀螺”。所以，要真正让人们接受“慢生活”的状态，或许需要一种哲学的启迪，一种文化的熏陶，一场全社会的反思。
这种反思的基点，首先要做的是颠覆我们“以快为先”的社会哲学，比如，某座建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我们第一反应是类似于“深圳速度”的感叹，却不是“这建筑是否质量过硬”。某位教授几年内出了不少著作，我们往往会惊叹于他的“多产”，却很少会去想“到底有多少著作是有影响力、有价值的”。只有社会大众不再形成固有的对“快”的崇拜，让更多的人们认识到：首先，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其次，“慢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更稳固、更妥切、更持久的发展；“慢生活”是一种技巧，同时也是一种健康、积极和自信的态度；“慢”下来一些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那样，整个社会的节奏才会有效地放慢下来。
“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昆德拉在书中的追问。他感慨道：“啊，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确实，大工业的浪潮让“慢”成为一种奢侈，然而，其所带来的“快”却又让人类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慢下来，让工作真正变成一种享受，让感情真正进入心灵，成为一生的追求和慰藉，改变因为太快而身不由己、来不及思考的“陀螺”态，是在这个浮躁时代保持一份清醒、独立和幸福的重要秘诀。